毛泽东重婚行为剖析
解放以后,重婚行为是违法的,可以以重婚罪进行法律制裁。世界上凡是先进的国家都实行一夫一妻制,从法律上来讲,也不允许重婚,起码是对重婚行为不给予法律保护。毛泽东的重婚行为是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,在当时重婚不算犯罪。不过在很多种有关毛泽东传记的书里,都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的重婚行为,对待这种行为或是避而不谈,或是予以淡化,或是以美化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关系,来对毛泽东进行粉饰。直到毛泽东死后二十多年,由于皇权的余威尚在,由于维护皇权的心理作祟,至今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重婚行为,进行深入的剖析。
毛泽东的第一个正式夫人是杨开慧。关于杨开慧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选》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中有注释:
杨开慧(一九Ο一——一九三Ο),长沙人,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,后随作者去上海、武汉等地。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,隐蔽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。一九三Ο年十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,十一月牺牲。
1927年“4.12事变”和“马日事变”后,杨开慧转入地下工作,毛泽东则发动了秋收起义,并于10月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。
在井冈山,毛泽东认识了贺子珍。贺子珍1910年秋生于江西永新县,她出生时,丹桂飘香,圆月当室,故尔她的奶名叫“桂圆”。1928年春,毛泽东在没有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,又和贺子珍结了婚。这时,杨开慧已27岁,而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;而贺子珍还不满18岁(差不多还是个孩子,如果在80年代,可能还不允许结婚),比毛泽东小17岁。贺子珍太年轻了!她在年龄上的优势无疑是吸引毛泽东的重要原因。
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时候,他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贺子珍了没有?不知道。他心里杨开慧的“权重”还有多大?不知道。他对自己老婆孩子有何设想、做何安排?不知道。
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时候,杨开慧既未牺牲,也没有被逮捕,她“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”,在白色恐怖下苦撑苦熬。作为知名教授杨昌济的女儿,她处境艰难,承受着巨大的生活与事业的压力。她嫁给父亲的学生,还为这个学生生了三个儿子,她如果知道自己的丈夫喜新厌旧,另觅新欢,把她和她的孩子完全抛弃了,她会怎么想?不知道。
当然,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和社会风气下,毛泽东的行为也“不算什么”。法律既然管不着这一段,作为一个有伟大抱负的并且已经是个“头儿”的大丈夫,在道义上也照样可以不负什么责任。——但是,这一套说法合适吗?
有的影视作品中,把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的那一段关系,表现得颇为纯真、温馨,充满了“革命的浪漫主义”色彩(有的还延续到长征)。表现为是“革命之喜”,是革命队伍中的大好事。没有任何一篇文字和任何一个影视作品,在提及或表现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同时,并行的也写一下或反映一下杨开慧当时的处境!这是怎么了?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干什么哪?我不能不说句粗话了:这些人给毛泽东拍马屁,拍得也实在太让人恶心了!这和吮痈舐痔之行有什么本质的不同?
如果说,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同时,心里完全没有杨开慧,这好象也不大可能。可是他对于男女关系问题、婚姻问题以及对女性的尊重问题,尤其具体到对杨开慧本人的问题,确实并没有很当一回事。不知是不是大人物都“理应如此”。
1957年5月,毛泽东填了答李淑一的词,调寄[蝶恋花]。这首词广为流传,有多位音乐工作者为之谱曲,使之可以“当成歌儿来唱”。这首词公开发表后,一时好评如潮,什么赞扬的词、赞扬的话都用上了。可是就是没有人指出一个铁一样的明摆着的事实,那就是:在杨开慧尚健在并且还不到30岁的时候,毛泽东就已经另觅新欢,重度蜜月,把她不当回事的抛弃了。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虚伪,真不知道这世上如此虚伪的事怎么又变得如此真诚。
贺子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却是很当一回事,并且很在乎的。也许她有点小心眼,有点神经过敏,并因此在延安同毛泽东时有龃龉。这些两口子之间的问题,早已不是什么秘密(延安的保密条件和中南海哪能相比?)。种种原因使得贺子珍的命运实际上也很不好,从井冈山到长征,再到延安,她生了五个孩子:第一个死了,第二个毛毛不知下落,第三个没有成活,第四个女儿给了贵州老乡,第五个是娇娇,第六个做了人流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这是怎样的痛苦和打击,是不难想象的。
而毛泽东对贺子珍来说,四个字:始乱终弃。
贺子珍在苏联的岁月,生活的恶劣和精神的孤寂是可以想象的,直到她回国以后,不会有任何人问她这些苦难,她没地方倾诉。回国后,毛泽东有了江青,不要她了,她和打入冷宫的皇后,应该是“好有一比”。李健先生编著的《红墙记事》(中国实言出版社,1996年)中有这样一段话:
倘不是几千年封建幽灵的作祟,毛泽东娶一个什么样的夫人又与中国老百姓有何干系?无情的历史偏偏在这样偶然的小事上同中国开了个毛骨悚然、深创巨痛的大玩笑。善良的贺子珍,这年才50岁,头发却大把大把地枯白了。
这段话前边指的是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祸国,后边说的是1959年毛泽东背着江青,偷偷安排贺子珍上庐山时,贺子珍的状态。
如果说,不把男女关系问题、婚姻问题什么的当一回事,是革命者与政治家的本色,那许多中国人是不敢苟同的。这一点甚至连西方的美国人民也是不敢苟同的。在美国,选民们不仅要求他们的总统在两性与婚姻问题上是清白的、恪守道德的,甚至对他们的代言人——议员,也有这样的要求。在美国,领袖们两性关系方面的绯闻或丑闻,如果被揭露出来,那是很难在原职务上混下去的,非下台不可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初,林彪把男女关系之类的问题说成是“偷鸡摸狗”的小节小事,他嚷嚷看人要看大节,大节就是站在什么路线上,跟谁走。基于这种理论,他力保民愤极大道德败坏的邱会作,他重用“击鼓冲锋,鸣金嫖妓”的黄永胜。林彪的这一套论调深得毛泽东认同,不然,党内把婚姻问题、两性关系问题视为小节,和政治问题严格加以区分的做法,决不会占据统治地位。而所谓政治问题,说穿了就是听谁的,跟谁走的问题,是以人划线,骨子里全是封建主义货色。至于什么“路线、方针、政策”之类的词儿,只不过是包装材料而已。什么“上升到理论上”、“上升到路线高度”,其实都是故弄虚玄,吓唬人,蒙事儿。
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于1937年访问延安,并且写了一篇题为《中国的战歌》的文章,收在王占阳、王小英编的,沈阳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《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》中,文章中有两段话:
在他身上,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。尽管他具有女性气质,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,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。我的印象是,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,但是最终,将为其所欲为。
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,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。我的印象是,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。
上面这两段话中,第一段话中的“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,但是最终,将为其所欲为”是言中了,毛泽东到后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“为其所欲为”。第二段话中应特别注意的是:“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。”可以推测,即令在和贺子珍的新婚之夜,他也不会告诉贺子珍他有老婆,而且正带着三个孩子在板仓坚持地下斗争,苦撑苦熬。他的灵魂里的某扇门确实不向任何人敞开。毛泽东有很深的城府,从来不提他的重婚之举;这种城府表现在政治上,和许多封建帝王有类似之处。大权在握的时候,有些事,君王不便明说,于是往往故弄玄虚,让属下去猜,或是颐指气使,或是罔顾左右而言他,种种表现,不一而足。
不把两性关系当回事,甚至不把女人当回事,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意识。这种意识出现在毛泽东身上,没有什么奇怪。奇怪的是,他的重婚问题,为什么几十年里,就没有人敢提及。
我认为这主要是“维护领袖形象”造成的。“维护领袖形象”在被曲解的时候,就是不要让人看到他的真面目,就是要处处给他涂脂抹粉,就是矫饰、化装、伪装、包装。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》似乎让毛泽东走下了神坛,还原为人了。而实际上,他的“形象”仍然被层层地包裹着。“假的就是假的,伪装应当剥去”。封建主义就是封建主义,无论怎样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口实,或者是再披上件社会主义的袍子,专制都终归不是民主。
埃德加·斯诺1960年重访中国,在重评当时的中央领导时,他写道:
如果说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个人丑事的话,那是一点痕迹也不露的。但是他们都拥有权力,而且都喜欢权力——以毛为首。
斯诺的话中提到了“丑事”,作为一个知名而且敏感的记者,他肯定察觉到了什么。当然,中南海内的一切活动,都是“党和国家的秘密”,且是绝密,外边的人是不得而知的。
2003-05-21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