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载]抗日战争：十万青年十万军

抗日战争：十万青年十万军

1944年1月1日，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，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，中国国誉日隆，围攻并彻底打垮日寇，中国须担当主要任务云云。

就在抗战曙光越来越明亮之际，风云突变，日本方面决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死一搏，企图死里求生。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以主力部队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，联络南洋交通线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争的计划，即抗战后期著名的“一号作战计划”。

根据这一计划，日军于1944年4月初正式从北线发动攻势，先后发起豫中战役、长衡战役、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，但连遭败绩。

5月，驻河南的日本第十二军14.8万人，将国民党第一战区近40万官兵打得一败涂地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部、军事重镇洛阳失守，国民党所属部队不得不撤往潼关以西阻击日军进攻的步伐。

6月20日，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拉开序幕。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，分别投入了30万与35万兵力，先于外线展开激战。至7月底，日军以4个精锐师团3万余人做前锋，相继逼近战略中心衡阳。此前在常德会战中遭到重创，战斗力尚未恢复的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觉部，以不足4个师1.7万人的兵力扼守衡阳，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。此次衡阳之战，是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，被蒋介石称为“有关于国家之存亡，民族之荣辱至大”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。大海那边的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天皇皆翘首以待，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事。

双方进入内线后，日军在衡阳城外遭遇了自开战以来最顽强的阻击，中日军队皆孤注一掷，死打硬拼，战争持续了一月有余，难决胜负。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消耗，衡阳已成一座内无粮草、外无救兵的孤城。指挥此次会战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，立即制定了救援衡阳的战略方案，并严令外线各军迅速攻击前进。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，增援部队进展十分缓慢，衡阳面临弹尽援绝、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。8月8日凌晨4时，日军攻入衡阳，城陷。军长方先觉以下参谋长、四师长被俘，第十军全军覆没。

随着衡阳的陷落，湖湘一线的守军全面崩溃，广西失去重要屏障。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，转赴中国西南战区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南线军事重镇桂林、柳州、南宁以及广东、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，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。此后不久，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，在广西南部会师，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，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“一号作战计划”。这一计划的完成，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，认为“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，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，微微见到一线光明”，“从而对今后的作战大为有利”。

就在柳州沦陷之时，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，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并很快占领该地。独山失守，如同日军一把锋利的尖刀，从侧面刺向中国的软肋，且来势凶猛迅疾，贵阳震动，重庆岌岌可危。一时人心惶惶，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。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放弃重庆，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，世界各方的视线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——中国西南战区。

10月11日至14日，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、各省市政府要人、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，举行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”，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，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，指定张伯苓、莫德惠、何应钦、白崇禧、陈立夫、张厉生、周钟岳、顾毓秀、谷正纲、张治中、康泽等为委员。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，投入战场。蒋介石亲自指定两个儿子蒋经国、蒋纬国带头报名参军，共赴国难。

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，《中央日报》、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也开始配合大肆宣传。诸如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“国家第一，民族至上”“军事第一，军人第一”，“国破家亡君何在”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等宣传口号，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、广播。面对外敌压境与舆论鼓动，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的师生很快被调动起来，纷纷表示要参军入伍，抗战御敌。时流亡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同济大学及其附中，也不甘落后地在镇中心校本部——禹王宫召开大会，鼓动全校学生踊跃报名参军。据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：“当年重庆市及四川、云、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，热潮所至，如江水之奔腾，不可遏止。位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同学纷纷响应，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，鼓声频传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怒发冲冠，热血沸腾。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，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，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（未签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）。当年，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看到这种阵势，都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伸出大拇指叫好，并高呼‘中国不会亡！’（Republik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）‘中国一定强！’（Republik China muss sich stärcken）”

除学生外，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，有一位刚从德国回国的工学博士杨宝琳教授，也当即报名参军，《中央日报》《扫荡报》等主流媒体对此做了报道，引起了轰动。

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禹王宫（慧光寺）。

抗战爆发后，1941—1946年由上海流亡李庄镇的同济大学校本部。

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奋勇当先之际，正在重庆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，响应这一运动。令傅氏感到遗憾的是，当他在李庄史语所的会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，奔赴火热的战场时，出乎意料没有一人响应。傅见此情景，进一步鼓动道：“你们现在不参军，将来抗战结束后，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，爸爸，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？你们将怎么回答呢？”这极富煽动性的言辞，仍然没有引起波澜。静默一阵,傅斯年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，只是说了句“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”。言毕宣布散会，以后再没有过问。

1945年初，遵照蒋介石指令，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，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，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，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，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。青年军的组建，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通道。

按照国防委员会颁布的命令，征召的青年军各师、团分别在不同地区整训。自1945年1月1日起，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，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。直到8月初，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，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。

此时，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，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，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。而中国文人教育，特别是高等教育，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跨时代的巨变，民主、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，并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。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，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，这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早在1940年，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，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。其间，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书籍，宣传联合抗日，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对立冲突。面对这一情形，黄埔一期毕业生、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，下令强行逮捕了上百名“造反”与“滋事”的学生兵，除了拉到郊外枪杀之外，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，分别挖坑活埋，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“綦江惨案”。虽然在全国民众愤怒声讨之下，桂永清被撤职查办，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。再之后，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、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、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。

此后相继组成的中国青年远征军，由于与长官的思想意志不和或发生冲突，在缅甸与印度战场上，被逮捕、枪毙的学生兵不计其数。

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，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。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，在泸州整训中，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，大感不平，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”，以及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，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，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，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。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者，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，并以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，长官怒不可遏，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，就地枪决。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，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，几次逃跑未果，最后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精神失常，在清醒的片刻，口含枪筒，手扣扳机，饮弹自尽。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、暴得大名的“海龟”如杨宝琳者，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重头衔，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。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，身心俱受折磨，但总算熬了下来。后来，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，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，在同是留德的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。不久便宣布自己看破红尘，生死两忘，遁迹空门，自冠法号曰“释自渡”，以他的专业强项——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。20世纪80年代，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他那壮志未酬的理想，在一片“阿弥陀佛”的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。据说，前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，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“一事无成身渐老，一钱不值何消说”的诗名，或“悲欣交集”的四字真经，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后认同的佛理：“心无挂碍。无挂碍，故无有恐怖。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”

由于日军为完成“一号作战计划”，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，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，帝国海军受到重创。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，被美国誉为“漂浮的陆地”之航空母舰的陆海空力量“五马分尸”，日本四岛危机凸显，导致东条内阁倒台。日军不得不调整战略，把主要兵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，以对付美军对本土的致命打击。占领中国西南独山地区的日军，遂成为一支孤军，不得不放弃独山，撤出黔东南，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，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。

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，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的啸叫声中，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，在抗日战争历史上，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。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进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，为日后荣登“大位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青年军解体，大批有志爱国的青年，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，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有道是，天机可测，命运不可测，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、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，内战不可避免，正如鲁迅所说，大时代之“所谓大，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，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……不是死，就是生。这才是大时代”。当第一期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之后，国民党政府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，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。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，随着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来临，立即投入血火交织、尸横遍野的战场，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、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争夺战。最终的结果是：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，数万人被俘，数千人阵亡，当年林徽因那首《刺耳的悲歌》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。

(注：本文引自2016年最新出版《那时的先生》，有删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