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载]萧铎洁：《翻云覆雨毛泽东》一书的前言

前 言

    本书所搜集的，是关于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、翻云覆雨、言而无信、背信弃义的一些材料。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：“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。”1许多原本是他说过的话，他起草的文件、经中央政治局或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，他说变就变，说推翻就推翻。这样的事例太多了。很值得搜集起来，警示后人。

    19 5 9年8月16日，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反击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“大获全胜”，在通过会议公报和决议的会上，他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说：这次会议“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，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，鼓干劲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空气变了。”因为庐山会议原本是要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后来来了个大转弯，变成反右倾。这种风云突变，是毛泽东自己承认了的。

 　 其实，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提法，早就有了。7月2 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，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，视为“右派进攻”予以反击，当天晚上，几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就议论过。他们对毛泽东的讲话很不理解。周小舟怀疑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，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，很像斯大林晚年，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，只有个人独断专行。这样，终将导至党的分裂。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，反复变化太快。李锐说得最明白：这样的讲话不是“翻云覆雨”吗? 周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，“是一百八十度转变”，使人转不过弯来。

8月15日，毛泽东在《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》中，写道：“共产党内的分裂派，右得无可再右那些朋友们，你们听见炮声了吗? 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？你们是不愿听我的话的，我已到了‘斯大林晚年’，又是‘专横独断’，不给你们‘自由’、‘民主’，又是‘好大喜功’，‘偏听偏信’，又是‘上有好者 ，下必有甚焉’，又是‘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’，‘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’……”2

    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”，无论毛泽东是借用别人的提法，或是他自己也这样认为，反正庐山会议是有此情况的。李锐称之为“翻云覆雨”，是同一个意思。

    晋夫在《“文革”前十年的中国》一书中也写道：“‘神仙会’忽然变成了批判会，纠‘左’一下成了反右。翻云覆雨之间，注定了全国大饥荒无可避免，可在毛泽东眼中，全国好似‘桃花园’。”3

    可见，把庐山会议的那种搞法，说成是“翻云覆雨”，是无人可否定的。

    另外，从胡绩伟关于邓拓对待毛泽东讲话的一段回忆中知道，毛泽东讲的话“很快会变”。原文如下：“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‘无动于衷’吗？以后想起来，他是‘有动于衷’，衷只是他比我们更有远见，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。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，面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‘引蛇出洞’的灾难。 因为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。……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，政治警觉性也高，他对毛主席的讲话采取‘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’的办法，而不是闻风而动，赶快紧跟，是动了一番脑筋的。”

    “以后的事实证明，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。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，是反右斗争；公开发表的《讲话》，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敢。所以邓拓称得上是对‘引蛇出洞’的‘阳谋’有预见的人物之一。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，他悄悄对我说：好歹《人民日报》没有像《文汇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那样大鸣大放，不然，《人民日报》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，中央党报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；《人民日报》没有大鸣大放，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。” 1

还在延安整风期间，张闻天就说过：“毛泽东似乎‘不公平’，看人有点‘偏’。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，他看中意了，就看见他好的一面，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，就什么都是坏的。中央决议通过的，照着做了又来驳斥，因此事情不好办。”2这说明，按照中央通过了的东西（决议、政策等）去做，他也可以推翻，予以驳斥。这种“无法无天”、自以为“老了天下第一”的恶习，早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，只不过知道的人不多，恐怕只有身居高层像张闻天这样的人物可以知道一些。也说明以后他的这种恶习发展到反复无常、无以乎加，决不是偶然的。

李锐在《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》中，写有以下几段：

“言行不一，出尔反尔，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。此种例子很多。发动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从搞《海瑞罢官》起，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。”

“整风、反右，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。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，使人很难伺候。”

“晚年在作风方面，出尔反尔，言行不一，这方面问题很多。1956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，后来不认帐。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‘左’倾的头子，后来又亲自发动整‘右倾机会主义’。指使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，发动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更是搞突然袭击。‘二月提纲’明明是自己批准的，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。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，说‘人才难得’，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。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，这种偶然性的东西，在历史过程中，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。毛泽东也不例外。分析主观原因，这类问题无法回避。”3

李慎之也有过类似的论述：“中国的事情就那么怪，毛主席喜怒无常，神机莫测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（且不说国家的命运了）。”“……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，因为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，他就是毛泽东本人。他尽管不难做到‘一言而为天下法’，但是要不了多久，甚至不到一年，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，使人无所适从，又得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’了。原来跟了他一阵子的‘理论权威’，不是纷纷落马，以至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，除了‘朕即国家’这一条。”4 以上这些都说明，毛泽东处事、发令、决策经常会变，让人不可捉摸。 由此引发人们去思考，毛泽东的讲话“很快会变”、一变“就是一百八十度”。这种“翻云覆雨”、出尔反尔不是偶尔一次两次，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，类似的作法，远不止三五次、也不是七八次。从初步查找到的材料看超过不下数十次。 如此频繁的“变”，是为什么呢? 是他的手法? 是他的策略? 或是他的习惯? 李锐说是“个性和气质”。不管是什么，对我们的后来者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? 这就有待人们去深思和研究了。

不过依本编者看，且不说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就是按一个普通的人、正直的人做人处事的起码道德准则来说，也是要讲求诚实守信的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，是一个社会的人，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之中，一定要遵守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，其起码要求就是要诚实守信。孔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。”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千百年以来，无论是家长或老师对幼儿的教育都是要求讲诚实、守信用，恪守诺言，取信于人。至今，无论对政府、对企业、对社团、对个人，以至对商家小贩不是都要求他们“以诚信为本”吗？这个道理，毛泽东不知道吗？他知道得很清楚。他自己就说过：“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，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？谁信任你啊？朋友之间也是这样。”1毛泽东既然知道做人处事要言而有信，那么，为什么自己在行为上、实践上又经常不遵守这一条呢？说是毛泽东的手法? 是他的策略? 或是他的习惯? 自然都能沾上一点，但这都十分表面，未触及本质。其本质是个起码的道德问题，也可说是个人品质问题。

对此，邓小平对评价毛泽东定了一个框框，有的人特别是官方掌权的人，就把它拿来作为不准触及个人品质问题的档箭牌。其实，邓小平的讲话，根本就没有否定有个人品质的问题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。实际上，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。”还说：“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。”2这些话至少说明两点，第一，“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”，当然不对，因为一个问题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，“许多问题”，其原因就更复杂，有其他人或别人的问题，所以不能“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”。但是，不能够否定其中有“毛泽东个人品质”的一部份原因和问题。第二，“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”，当然也不对。但是，并非把所有的问题，而是把其中有的一些问题“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”，难道不是吗？仅这两点逻辑和理论的辩证，谁也驳不倒。至于实践上大量事实，更是最雄辩的。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林彪背着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搞阴谋诡计，要抢班夺权、谋杀毛泽东。当毛泽东觉察林彪有异常现象，在1971年8月中旬南巡途中的讲话中，毛泽东说：“一九七○年庐山会议，他们搞突然袭击，搞地下活动，为什么不敢公开呢？可见心里有鬼。他们先搞隐瞒，后搞突然袭击，五个常委瞒着三个，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，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。”因此，他反复强调：“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”3林彪的作为，是被党内外公认的、无可争议的品质恶劣的典型事例。用同样一个尺度和视角，来看看毛泽东伙同江青等人策划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谋划整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，这样大的一件事。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林彪、邓小平共七人，当秘密组织姚文元对吴晗的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文章，“搞突然袭击”，点燃“文化大革命”导火线这个重大事件时，除毛泽东本人外，林彪是否知道还不一定，至少是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邓小平五个常委等所有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成员都被长时间蒙在鼓里。林彪是“五个常委瞒着三个”，毛泽东呢，是“七个常委瞒着五个”，“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”。这是“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？”这是“要团结，不要分裂”？这是“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”吗？有文章指出，“对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，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。”4 “从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，关于如何评价《海瑞罢官》的讨论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，而是一场策划好了的政治阴谋。”5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文章写道：“1965年底，少奇同志重病，未愈又继续工作，致使几次反复。可他总是说：‘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更要抓紧工作，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，一定和同志们、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。’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，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，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。”6既然是对同志、对长期生死与共的战友搞阴谋，还能说不是个品质问题吗？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，那么，讲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，岂不都成了空话？对此，李慎之曾说过：“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、最善于‘与时俱进’的特大政治骗子。”1本书当然也不是专讲这个问题的，只是集中了有关毛泽东出尔反尔、翻云来覆雨的一部分事实，不能不触及世人都回避的个人品质这个问题。是事实、是历史，就必需触及，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从多方面去了解这个人物，并从中汲取教训。当然，也是有意要打破那种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和阴暗的东西都隐瞒起来，继续掩盖历史、伪造历史的那面哈哈镜。

 对于领袖的这一情况，编者的觉悟很晚。且不说从我1951年参加革命起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都一直是听从党的宣传，毛泽东是如何一贯正确、何等英明伟大，我都深信不疑。每次运动我差不多都是受到冲击的“运动员”，总是认为“自己的思想落后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场大浩劫，也因总跟不上，被整得个死去活来。我都相信按官方宣传所讲，那都是林彪 、“四人帮”搞了鬼，毛主席的动机还是为了反修防修，使革命的红旗永不退色。及至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后，进行拨乱反正，提出“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区别开来”的新理论，这个十分牵强附会的问题，虽然让我着实费了好大的劲，也搞不很明白。但也知道了一些从来闻所未闻的关于毛泽东的问题。1981年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公布，我也只能按官方定下的框框去理解。及至九十年代初，读了李锐的《庐山会议实录》，揭露了庐山会议的内幕，我才有点觉醒。这本书，可以说是我认识毛泽东的启蒙书，此时联想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所经历的历次运动，毛泽东所作出的种种重大决策，社会上掀起的绵延不绝的暴风骤雨，啊？ 世人敬仰的毛泽东怎么会那么多次的翻云覆雨瞎折腾？我等愚昧之辈是何等“迷糊”。起初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时，并不经意，认为不过是偶然吧！以后，看见类似的事例太多了，便不禁留心起来，注意对有关资料的收集，几年下来，就越来越多。于是就有了这一摞有关这一小小专题的一些资料。让它公诸于世，留之于后人，无疑是有价值的。这里面，有多少教训？有多少人的生命成了冤魂？有多少人的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？有多少的冤假错案？有多少的残暴、多少悲惨？有多少血和泪？给国家、民族造成了多少劫难？多么严重的道德沦丧？一个有良心的人，能让它在岁月中湮没吗？

搜集这一专题的资料，严格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——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忠实于历史，忠实于基本的事实。本专题所汇集的材料，都是出之有据，可以说无一无出处，无字无根据。凡重要的判断都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。而且，这些资料来源并不是什么“内部机密”，都是从公开出版的书籍、报刊上得来的，也有个别的是在网络上摘录下来的。

我自己只不过是这一本资料的搜集者和编者，严格说不能称为作者。书中没有多少我的话，更没有我的什么“发明”。我只是把它辑录了一下、编纂了一下，有的地方稍加点评，如此而已。之所以采取如此态度，一是为了保持它的客观性，避免我的主观武断；二是尊重他人的劳动，不能贪他人之功；三是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历史事实，不可能再去作什么调查研究。与其重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，不如就让人家的话再现出来，而且有许多的话比我说得要好。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很坦然。

我搞这本书的一个动机，是觉得书中的许多史料，如果零星地散落在沧茫的书籍、报刊的海洋中，很可能就被人们忽略了，久之，也就湮没了。这就太可惜！这里面蕴含了我们民族的多少代价呀！我自认为所作的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把有关的这个问题集中起来（由于我个人接触到的材料有限，远没有搜集得完全），保存起来，为后人们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。历史是科学，科学首先要尊重事实、尊重历史。这些客观事实，是要进行科学研究，做到实事求是的基础。是严肃的理论家、历史学家们必须尊重的，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。

    这里汇集的是一个很小专题的资料，不涉及其他方面，自然不是对某人作全面评价。就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来说，本书所涉及的也是极少的一部分。如果有人指责这个东西有“片面性”，那是“文不对题”的。科学研究往往都是从一个方面、一个角度甚至某一个点来进行解剖和研究的。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细胞、基因、果蝇一样。一篇研究细胞、基因、果蝇的论文，能说它有什么“片面性”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

此书的写作，前后大约有七八年时间。开始动笔时，并没有一个整体的写作提纲和详细计划，只是将当时收集到的大约有十来段材料，敲打在电脑上。以后，由于留心这方面的事情，边收集材料，边敲打在电脑上，辑录下来。正如毛泽东家乡的湖南有一句俗话所说：草鞋没有样，边打边像。当发现有新题目，就新写一段。当然，也在有暇反复翻阅书稿时，将原稿作了修改、补充或删除。就这样，几年下来，陆陆续续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人们对一本书是否能看得上眼，往往都很注意它有无新意，有什么新观点？有什么新材料？实话实说，由于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从公开发表在书刊上收集来的，而不是什么首次披露，所以在这方面是很不够的。但是，读者朋友且别灰心，本书是有新意的。第一，本书所展示的独特视角，将有关的素材集中到这里来，这是迄今的出版物还未曾有过的。第二，本书只尊重历史事实，突破邓小平那“宜粗不宜细”的框框，特别是，官方出版的某些书籍和文章，在涉及毛泽东一些不光彩行为时，“为尊者讳”避而不谈了。本书则要据实还历史本来面目。读者从中会有一种新鲜感。再有，对某一事情，毛泽东前后的说法和态度迥然两样，但在有的文章，只讲到前一半，或者是后一半。一般读者特别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的读者，恐怕很少有人去思考毛泽东这种翻云覆雨的行为。举例来说，人们都知道，毛泽东曾反驳别人说“‘你们独裁。’可爱的先生们，你们讲对了，我们正是这样。”当时以为这是对敌人的，后来的实践，不仅对民主党派的朋友，对知识分子，还对彭德怀、刘少奇这样众多曾与之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也都实行独裁。可是年青的朋友们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毛泽东，曾经可是竭力鼓吹民主的，而且还主张过要搞美国式的民主。又如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搞了个“薄一波等叛徒集团案”，当时，都说是张闻天背着毛泽东搞的，毛泽东自己也说，他不知道薄一波这些人是坏人。于是，由他批准成立专案组。后来事实弄清了，又说这是林彪、江青他们搞的。这就是人们得到的印象吧！其实，当初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件事，还当面向薄一波表达过。后来为了整刘少奇的需要，不认账了。再如，贺龙的案子。迄今官方宣传是林彪、江青迫害致死的，似乎没有毛泽东的一点责任。其实，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当贺龙受到冲击之初，毛泽东亲自向贺龙表示：“我作你的保皇派”，可是林彪非要除掉贺龙不可，为了满足那时他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无理要求，毛泽东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，将贺龙往死坑里推。如此等等，详情请去书里看吧！本书所展示的，就是将不少读者知道的上一头或下一头，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两头，连接了起来，其新意不言自明。

本书大致上是按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。但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有两种例外：一是“阳谋”的预演一节，是谈延安整风中的“抢救运动”，按时间算应放在前面，但考虑到是作为“阳谋”一节的补充，故列在其后。二是，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，如知识分子问题、民主问题、外交问题等，因时间的跨度较长，或贯彻始终，故把它排列在后面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编  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2年5月初稿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3年6月再识

2006年9月修订